周恩来与大后方新闻界三剑客

◇1946年，周恩来在周公馆会客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1938年7月7日，周恩来为重庆《新民报》抗战周年纪念特刊题词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新闻界人士“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奋身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三剑客”——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她们以女性视角记录全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沦陷区民众的悲惨生活，用如椽大笔书写恢复山河的家国情怀。

“三剑客”中，彭子冈和杨刚是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浦熙修虽加入民盟，但以党外人士身份为党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在战时首都的新闻战线和烽火岁月里，她们与周恩来建立了同志兼师友般的友谊，并深受影响。

周恩来耐心劝导彭子冈坚守国统区为党战斗

彭子冈（1914-1988），原名彭雪珍，江苏苏州人。受家学影响，她从小对文学充满浓厚兴趣，中学时期便崭露头角，多次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并获奖。

1938年，进入《大公报》任记者的彭子冈和丈夫徐盈经胡绳介绍，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彭子冈随《大公报》从武汉迁往重庆。

这一时期，彭子冈奔波于各大新闻现场，用手中的笔控诉日寇罪行，赞颂抗战英雄，采访知名人士。同时，她敏锐地捕捉到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悲惨境遇，写下《擦鞋童献金救国》《重庆的孩子们》《绿川英子偶访》《一个女人的忧愁》《重庆的米和煤》等新闻报道，为民生疾苦而呼号。尤其是她于1941年3月至1944年6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的近百篇反映社会动态的“重庆航讯”最为瞩目，被誉为“足以与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相媲美的传世之作”，更被新闻界称之为“重庆百笺”。

在彭子冈的采访生涯中，她最为难忘的时刻无疑是报道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这是时隔19年后国共两党领袖的正式会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是国内外新闻界采访的重头戏。

当时，为削弱毛泽东的影响力，减少毛泽东在谈判中的关注度，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此事进行淡化处理。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对重庆谈判进行了大力宣传。《大公报》作为当时国内民营报刊的代表，对重庆谈判做了客观的报道。

◇1940年，彭子冈在重庆采访沈钧儒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7分，从延安来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彭子冈作为《大公报》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和跟踪报道，写下一篇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娓娓写道：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边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却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是好莱坞！ ”于是他们作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

这篇文章在大后方引起了轰动，成为新闻界的名作，与方纪的《挥手之间》并称报道国共重庆谈判的“双璧”。

彭子冈虽然活跃在国统区新闻战线上，但对延安十分向往。她积极鼓励弟弟彭华投奔延安，参加抗战工作。她甚至在《大公报》上发表纪实体小说《惆怅》，公开怀念在解放区的弟弟，表达对延安的渴望。

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找到彭子冈加以宽慰，让她把革命感情和血肉情感结合到一起，虽然身在国统区，也是在为党战斗。周恩来耐心劝导她不要轻易离开《大公报》，国民党对新闻封锁采取高压政策，党的许多声音无法传播出去，希望她能够借助《大公报》为党的宣传工作打开局面，冲破新闻封锁。并以记者的特殊身份广泛团结大后方进步记者和文化界人士，协助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

周恩来曾借回延安之便，特意找到彭华，让他经常给姐姐写信。周恩来的关怀备至，使彭子冈深受感动和鼓舞。她将对延安的情感深埋心底，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继续留在《大公报》为党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1946年春，邓颖超与浦煕修在重庆合影

周恩来、邓颖超称浦熙修为“我们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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