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第一案

1938年3月28日，北平市（今北京市）煤渣胡同东首发生一起枪击行刺事件。行刺者是军统局特工，被刺者是华北头号汉奸、伪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这起暗杀案件被当时新闻界称为“华北第一案”。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天津城天色阴暗，朔风怒号，尘土飞扬。傍晚时分，一个骑机器脚踏车的青年男子来到城内“三和坊”附近的一家烟纸店门前。车子停下，引擎未熄灭，依旧“突突”地响着，那青年一脚踏在地上，一脚蹬在门槛上，摘下皮手套，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钞票，递向胖胖的店掌柜道：“老板，来条‘哈德门’。”

掌柜接过钞票，略略一瞥，并不言语，递给对方一条“哈德门”香烟。青年收起香烟，骑着机器脚踏车一溜烟走了。烟纸店里，胖掌柜望着远去的机器脚踏车，脸上浮起一层难以察觉的笑容，转身走入里间。他闩上房门，从钞票里取出夹着的一张白纸，涂上密写药水，上面印出几个汉字和一组阿拉伯数字。汉字很简单，只有五个字：“陈恭澍亲译。”胖掌柜不敢怠慢，马上召来老板娘，着她立即送往陈恭澍的秘密下榻处。

烟纸店是军统局天津站的一处秘密交通点，专门负责给站机关接收情报和密电。那“老板娘”换了两辆电车，看看后面没人跟踪，便踅进一条胡同，在一家朱漆大门的大户前驻步，轻叩门扇，候得保镖开门，便把密电递过去，连门都没进就匆匆地走了。

那保镖入内，登堂入室，把密电呈给一个身穿皮袍的中年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陈恭澍从保险箱里取出密码本，译出电文，默念了一遍道：“天津站陈，着你站速赴北平诛除王。戴笠即日。”

陈恭澍眨了眨眼睛，缓缓颔首，自言自语道：“哦！此事重大，看来我得亲自去北平走一趟哩！”

1937年7月底，日本华北派遣军在北平扶植了以清末官僚江朝宗为头子的“北平治安维持会”。之后，又在华北各地扶植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是，随着军事侵略的升级和扩大，日本方面感到“维持会”的作用已难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遂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华北政权——“临时政府”。伪临时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的人选，华北派遣军最初看中了住在平津的4位名人：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派遣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便和4人逐个秘密接触，其结果令日本方面失望：曹锟同意出山，但索价1000万元，难成协议；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婉拒；吴佩孚也同意出山，但条件是“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此为日本所不容；曹汝霖因“五·四”卖国有罪，怕再加上一层罪孽，不敢应允，以“老母垂泪相道，本人有肾脏病”为由谢绝了喜多诚一的要求。

无奈之下，日本方面便把主意打到王克敏身上，派了一位少将军官去大连和王克敏接洽，要王克敏出任“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利令智昏，一口答应，并随即飞赴日本福冈与日本军部头目见面，商谈具体事宜。之后，王克敏赴北平，开始紧锣密鼓筹建伪政府。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日本方面认为此时成立“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次日，王克敏率王揖唐、董康、汤尔和、朱深、齐元、俞家骥、祝书元等一群奸徒在北平怀仁堂粉墨登场。“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华北各地伪政权也相继建立。王克敏以“临时政府”主席的名义，委任了一批傀儡头目：北平市长江朝宗、天津市长高凌霨（兼河北省长）、山东省长马良、河南省长肖瑞臣、山西省长苏体仁。

日本在华北各地拼凑伪组织、建立伪政权之举，直接危害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建立统一、安定、强大中央政府”的方针，实为蒋氏所不容。王克敏登台之后，蒋介石暴跳如雷，决定在华北秘密开展“除奸行动”，刺杀奸伪。

1938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召见军统局局长戴笠，责成军统局负责“除奸”，特别指定要把王克敏放在暗杀名单的首位。

这些情况，在陈恭澍最近秘赴武汉晋见戴笠时，已经知晓，当时戴笠就跟陈恭澍打招呼，让天津站做好行刺王克敏的思想准备。此时戴笠发来电令，说明蒋介石已下最后决心，陈恭澍当然坚决执行命令。当天晚上，陈恭澍亲自圈定行动人员名单，一一通知，让他们次日下午赴北平行事。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1873年（清同治12年）出生于广东一个官僚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克敏远游法国，结识了银行界的洋老板，回国后在袁世凯政府任财政部长。不久，“中法实业银行”创立，王克敏出任了中方总经理。1917年7月，王克敏又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不怎么精通银行业务，但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能背诵簿记的数字，人称“活账本”，为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所看中，1917年，王克敏首次出任财政总长，由银行老板一跃而成为大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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