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风云一报人索尔兹伯里与长征故事

距今三十载的1983年，一位美国记者一再努力，终获中国政府同意，在古稀之年踏访红军长征路，并以一部轰动世界的新闻名作，成就了斯诺及其《西行漫记》后的又一里程碑。这位记者就是知名美国新闻界、驰誉天下新闻人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1993），而那部名作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既为人们触摸一段传奇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感觉，也为新时期的中国记者采写新闻、讲述故事展现了新颖的范本。仅看其中的小标题，就足以引发读者的好奇与兴致：《月光下的行军》《“赤匪” 的兴起》《担架上的 “阴谋”》《魔毯 （草地）》《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作为一代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以合众国际社记者的身份活跃于欧美，二战期间，深入前线，采访苏联，发出《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传世报道。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他又出任《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时，他还参加了苏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他一生获得的荣誉与头衔包括普利策新闻奖、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等。

1938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问世，30岁的索尔兹伯里同千万欧美读者包括罗斯福总统一起先睹为快，从此他就对中国、对长征心向往之，对斯诺钦佩有加。不久，他便在欧洲相遇了这位崇敬的同行：

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的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1］

在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里，斯诺曾预言：总有一天，有人会写出一部关于长征这一惊心动魄远征的“全部史诗”。只是他不可能想到，这一心愿由索尔兹伯里实现了。早在斯诺去世、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索尔兹伯里就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采写长征的请求。过了11年，当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同意他的计划时，他欣喜不已地喊道：“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世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2］

于是，1984年，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索尔兹伯里从江西的于都河畔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乘车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地区，历时72天，到达了长征的落脚点——陕北的吴起镇。一路上，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夏洛特，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外交部译员、一位老红军的后代张援远——《长征》中译本的译者之一，美国外交官、“中国通”谢伟思——当年在延安就曾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交往深厚，为此在“麦卡锡时代”还同斯诺等一同遭到政治迫害。

时隔20年，张援远想起那次“长征”还不胜感慨：“那是一个真正的老人团呀”，“老头儿那年75岁，他的朋友谢伟思74岁。妻子夏洛特再有两星期就70岁！索尔兹伯里还有心脏病，身上还带着心脏起搏器呢”。张援远回忆说，索尔兹伯里“这老头儿，可不得了”：

拒绝了各地政府提供的小轿车，只坐面包车或吉普车。虽然坐这种车对人的腰、腿、背都是一种“考验”，但好处是坐的人多，可以随时在车上开咨询会、座谈会。因为道路十分颠簸，“老爷子”只能在车上记个梗概。他的笔记本上又是文字又是符号又是数字还有莫名其妙的涂鸦，简直就像“天书”。尽管各地政府对这位“老外”都极为照顾，但因为那时条件限制，也常常会有许多让这几个外国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没有更洁净的水，一瓶水传来传去，几个人对着嘴喝……面对着漫长崎岖的路途，疲惫困乏的身体有时真感到难以支撑。每到这时，索尔兹伯里那种当战地记者锤炼出的意志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就会显露出来。

“这老头儿还真有点‘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精神。他一路上总是对我们说，中国红军男女完全靠徒步走下来的，我们呢？又有吉普车又有面包车，还有指挥车开道，已经很不错了。”张援远还记得索尔兹伯里在路上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索尔兹伯里真正开始“战斗”的时间是晚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窗外的山风和虫鸣，索尔兹伯里那台在苏德战场就用的旧式打字机便噼噼啪啪响起来。他细细整理着白天的记录，小本上的一切数字符号草图此时都变成了流畅的文字，就连沿途所见的风俗风景也一一写了进去。陪同他的中方人员——军博馆长秦兴汉和翻译张援远歇息了，谢伟思睡了，连妻子夏洛特也进入了梦乡，只有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打字机还在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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