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武汉新闻记者联

来源:新闻界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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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之下,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关于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开展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商民运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之下,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关于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开展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商民运动,学界已有众多研究成果问世① 关于这一时期民众运动研究成果的梳理,可参见秦佳: “国民党民众运动研究 (1924—1937)”,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0年,第1—2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民众运动外,国共两党也特别注意对新闻界的发动。在1926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就作了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对两年来的宣传工作进行总结与反思,在此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宣传决议案》和《关于党报决议案》,并有意在此后的工作中“实现宣传的统一”,这些都表明国共两党进一步认识到宣传工作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② 《关于宣传决议案》, 《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1926年4月10日。。此后,统一宣传的工作确实得到很大推进,不仅一些地区的党报纷纷创刊,而且不少地区的新闻界还形成组建新闻记者团体的一个小高潮,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就是北伐军攻下武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应运而生的。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记者团体③ 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但由于资料限制,对于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尚缺乏专门探讨④ 目前涉及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的研究有袁继成等:《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地区的新闻事业》,《武汉新闻史料》1985年第5辑;马光仁:《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武汉新闻界》,《新闻大学》1989年第1期;唐惠虎、朱英主编:《武汉近代新闻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359—364页;等等。。鉴于此,本文通过挖掘相关报刊资料,对这一时期的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加以进一步研究。

一、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之背景

武汉位居中国腹地的中心地带,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彭述之曾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武汉的重要性:“武汉据中国地理之中心,扼长江和京汉、粤汉两路之枢纽,在经济上除上海外,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区域;在军事上,北可以沿京汉路直趋河南而取北京,东可以顺长江直扑皖赣以临江浙,西扼四川而南障湖南,并且有全国产量最大之兵工厂;在政治上,坐守武汉可以镇压西南而与北京对峙。总之,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看,武汉在全中国的地位上是非常重要的,武汉可以说是兼有上海的经济地位和北京的政治地位二者之长。”① 述之:《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向导》第171期,1926年9月20日。武汉地位之重要,吸引了各派势力在此角逐,新闻界更是如此。自辛亥以降,代表不同政治取向的报刊在此生根发芽。虽然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武汉的新闻业曾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到20年代,武汉新闻业已逐步复苏。一篇发表于1925年的文章就指出:“武汉报纸近几年来,单就大小日报说,已发达到六七十种。”② 日知:《对于武汉各报之评议》,《武汉评论》第12期,1925年5月16日。亦有人撰文指出,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后这一时期,武汉的“报纸又复大盛”,并将1921年到1926年这一时期称为武汉“新闻事业 (发展)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武汉出版的“一大张以上的报纸”就达到42家,每日出版三大张的至少已达14家,两大张的至少有8家③ 管雪斋:《武汉新闻事业》,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编:《新闻纸展览特刊》,1936年,“论著”第14—16页。。

虽然这一时期武汉的新闻业已经开始复苏,并达到相当规模,但由于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武汉的大多数新闻机构都被直系军阀所收买和控制,舆论界呈现鱼龙混杂的局面。当时《大汉报》的胡石庵对新闻界的现状深感痛心,曾在该报发表《石庵痛言》指出: “两年以来,武汉两埠之通讯社,及大小报馆,相继崛起者,不下五六十家。一般人认为乐观,吾则认为悲观,一般人认为文化事业之发达,吾则认为乞丐团体之发达也。萧耀南督鄂以来,即利用一般无赖文人之弱点,罗而致之,俾听命于其麾下,只须分出其万分之一之余唾,即不啻千间广厦,足以博无数寒士之欢颜,有求得每月数百元之津贴者,亦有求得每日数十元之号外刊费者,黑幕重重,笔不胜述。奸如贾似道,尚有人歌功颂德,贱如魏忠贤,尚有人请建生祠;历来无行文人,徒以迫于饥寒之故,不能不自贬其人格,吾于同业中人,亦惟有曲为之谅云尔。”④ 管雪斋:《武汉新闻事业》,汉口市新闻纸杂志暨儿童读物展览大会编:《新闻纸展览特刊》, “论著”第33—34页。汉口《中西报》的王粹轩亦指出:“泊党势衰弱,军阀专横,各有用心,咸以报馆为武器,凡有价值之报馆,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倘宗旨稍一不定,不为武力所慑服,即为金钱所收买,一报馆之经理,身充顾问、谘议等职,不知凡几,无怪乎仰人鼻息,而以报馆为寄也。”⑤ 王粹轩:《汉口中西报万号纪念献词》,《汉口中西报万号纪念刊》,汉口中西报馆,1936年,第2页。由此可见,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武汉地区的报刊虽然表面上看似比较繁盛,但大多依附于军阀,新闻界的情形不容乐观。据郭沫若记载,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的巢穴,吴佩孚逃走后还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会卷土重来,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还没有开市,各种报纸也都没改换旧时论调⑥ 《郭沫若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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